今年7月，在克里姆林宫的天使长大教堂，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·顿斯科伊的遗骸被揭开，距他在650年前击败金帐汗国的壮举，似乎又重回人们视线。8月20日，普京亲自前往公墓查看石棺，并称此发现为“独特、奇妙、近乎奇迹”。东正教会也将其中几块圣髑存放在圣匣中，计划将其送往“特别军事行动”的区域供士兵祭拜。需要强调的是，这具遗骸并非偶然被发掘出来。克里姆林宫的说明提到，因南墙附近地砖下沉，墓室面临坍塌风险，修复工作者拆开了地面，揭露了三口白石棺。经过俄科学院考古所和人类学家的确认，这具遗骸属于顿斯科伊：他是一名约35至45岁、身高近180厘米的男性，头骨上有与战斗相关的痕迹，符合他1389年去世的年龄。因此，这一“发现”并非毫无背景，而是有一定的考古和修复依据。

更值得关注的是随后的宗教仪式。8月18日，牧首基里尔在现场进行祈祷，明确表示希望顿斯科伊的灵魂能够为“俄罗斯土地”祈求平安，保护国家免遭“几个世纪以来渴望征服我们土地的敌人”侵害，还直言这些敌人的“非官方继承人”至今仍在觊觎俄罗斯。这一举措将一位14世纪的历史人物，从“民族英雄”提升至“护国圣王”的高度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样的宗教事件并非首次出现。2022年以后，普京在赫尔松和卢甘斯克的前线指挥所赠送了“非人手所造救主圣像”的复制品，并在同年将安德烈·鲁布廖夫的《三位一体》圣像转交给东正教会使用49年。

然而，与之前的圣尼古拉、彼得大帝以及费芙罗尼亚不同，顿斯科伊有着更为突出的军事成就。他因在1380年率领罗斯军队与金帐汗国骑兵作战而获得封圣，而非因苦修。将他的圣髑送往战区，可以看作将当前的消耗战融入“历代抗外敌”的俄罗斯东正教叙事中。

有趣的是，俄罗斯社会对这一组合的接受程度似乎并不如仪式表面上那样深厚。根据2023年10月列瓦达中心的民调，72%的受访者自认东正教徒，45%表示“有信仰”，但只有12%每月至少参加一次礼拜，43%几乎不去教堂。在18至24岁群体中，认为宗教在生活中“很重要”的比例低于55岁以上人群。这表明，东正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“我是俄罗斯人”的一种文化标志，而不单单是一种信仰。

由此可见，克里姆林宫和教会之间的互动，俨然是一种国家机器在经历了常规动员疲劳后，为重新补充传统与宗教正当性。财政资金和特权的回流使得教会能够将战争描绘成一种“神圣守护”，而士兵得到的不一定是真正能抵挡炮火的遗物，而是能够被传播的历史故事——650年前也曾有人保卫过这一边界。回溯到沙俄王朝的晚期，尽管情况不同，但感受却相似。1905年革命后，彼得堡的宫廷中盛行对占卜、通灵、圣人和“神人”的崇拜。在一战期间，血友病皇储阿列克谢的病情让拉斯普京从一个乡下人走入冬宫，逐渐影响着内阁的决策。在帝国高层越来越难以依靠工业产能和战略来解决战场困境时，神秘主义逐渐找到了突破口，为权贵们提供了一个“并非我们在混乱，而是有人在为我们询问天命”的解释。